最近有个新词，叫“副业刚需”。网上有种直白的解释，说搞副业是“30岁后成年人该有的自觉”。
作为马上要步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代90后，工作之外我已经开始抱着保温杯养生，看到同龄人如此上进，这让我心慌。别误会，我所在的这个行业并没有高薪多金，而是常年盘踞在毕业生薪资排行榜的下半区。
在过去，传统行业一般都需要大规模合作分工，人们能选择的“副业”并不多。但在互联网时代，新的经济形态出现，人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生产价值，甚至身兼数职——平时运营微商，下班路上跑一会儿网约车，回家后还可以开直播赚点外快。
不管做什么副业，要么是图个乐多，要么是图个钱多。电厂职工刘慈欣，因为爱好写作，把副业做到了极致。也有人在直播平台聊一晚上，收获的打赏比一个月的工资都要高。
追求乐趣，或者追求收入，是一个人的基本自由。从社会效能来说，副业也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看起来，谁主谁副并没有那么重要，尤其在副业产生的价值高于主业时，两者的界限就变得模糊，强行区分更显得没有意义。
相对而言，主业一般意味着“五险一金”、稳定的收入来源。上一代人讲“奉献”，兢兢业业是美德，对职业、岗位、事业的忠诚永远值得赞美。如果把太多精力放在工作以外，那就是“不务正业”。这些老观念被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视为迂腐，他们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信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追求的是“我要怎么样”，而不是“我应该怎么样”。
须知市场经济，乃至整个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契约精神。“主业”提供“稳定”和“保障”，就需要人们付出成本，比如接受固定的工作时间、不喜欢的工作内容，或者是同学聚会上不好意思说起的薪资水平。
主业和副业的界限就在于此，空闲时间我可以读书充电，以便写出更好的报道。我也可以在过街天桥摆地摊，增加收入，这是我的自由。但只要还在工作时间，我的工作就不只是老实坐在工位上那么简单，我要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要把副业抛在脑后。
对大部分人来说，选择一份“主业”或者放弃一份“主业”，都是理性思考后的决定。雇主们也应该思考，如果员工都把“副业”当作“刚需”，是不是也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岗位敬业管理和收入分配制度。
这届年轻人，尤其是“靠工资已经养不活自己”的90后，对“刚需”的理解各不相同。
我倒没经历过工资“一半敬伙食，一半敬房东”的日子。虽然银行账户差不多每月都要清零，但也能支撑我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以及偶尔来次“剁手”。“副业”我也干过，但远没有成为“刚需”。毕竟比起某些每月生活费都要3000元的大学新生，我的消费观已经相当过时。
副业是否“刚需”，取决于每个人对消费的不同需求。对有些人来说，奢侈品牌是刚需，出门打车是刚需。也有人的刚需，是公交卡里两位数的余额、干净保暖的衣物。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不仅是种行为，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固然是向上的态度，但也要警惕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事实上，比同龄人喊出“副业刚需”口号更让我慌张的，是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似乎稍不留神就会被甩开。新的玩法、新的格局像潮水一样不断涌起，又很快退去。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想要站上潮头，生怕错过了就再也赶不上。
如今互联网渗透到社会的角角落落，甚至重塑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是自己选择了某种生活，还是被选择、被裹挟。随着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深入，我们应该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应该相信，总有一些价值，依然在每个时代闪光。它可能穿着蓝布工装，也可能脚踩平衡车。它可能藏在厚厚的泛黄笔记中，也可能是朋友圈日日不间断的打卡。有的人的理想很大，考虑民族、人类。有的人的事业很小，只为养家、糊口。但诚实劳动永远值得尊敬，无论是一天直播十几个小时的网红还是一生没有停止追求真理的科学家。
有那么一刻，我看着同龄人在各大社交平台晒出自己下班后价值满满的去向，会觉得这个“话题”稍显“贩卖焦虑”。然后我打开我的文档，写下第一行字。
这个世界瞬间就安静多了。
